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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出版业外资准入立法规制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 为贯彻十九大精神,把握“一带一路”重大发展机遇,我国出版业寻求“走出去”亟待完善相关外资立法。通过考察有关国家出版业外资立法实践,从立法模式和具体限制条件两个角度,总结概括域外先进经验。我国可以借鉴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经验,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文化因素考量;转变观念,加强外资互惠合作;引入特殊管理股制度,促进制度创新。 

  [关键词] 出版业 外资准入 立法模式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3-0111-05
The Implications of Exterritorial Legislation of Admis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Publishing Industry for China
Si Wen
(Center for Rule of Law Strategy Studi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to hold the opportunity of development with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amework, the going-out strategy of publishing industry in China requires the improvement of legislation in admis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de and criteria of the lawmak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actice and legislation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summarizes some advanced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to China. It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Chinese legislation to learn from the approach in Canada and Singapore, to explicit the cultural interest factors for further consideration, to pursue mutual benefit and cooperation with a broad view of logic, and to strive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uch as golden share.
[Key words] Publishing industry Admis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Mode of lawmaking Enlightment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新型文化业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要求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行业,对内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为优质的精神文化资源;对外要积极响应“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积极“走出去”,参与境外出版力量竞争,增强文化自信。西方国家出版业经过长期积累,已经形成巨大的“航母”效应,而我国出版企业欲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需要大量融资、拓展域外渠道和影响力、吸收先进管理经验和制度,而域外资本恰恰能够提供这些资源。目前外资“主要通过设立独资企业、中外合作出版、合资经营、版权贸易、股权交易及曲线进入等方式涉足我国出版传媒产业”[1],在带来产业优势效应的同时,也对我国文化资源造成负面冲击。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外资,又能够减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采用自上而下地完善出版业外资立法战略则是保障和基石。
了解和研究域外立法经验,对完善我国出版业外资立法具有重要意义。出版业在国际投资领域被视为敏感行业,各国都对外资进入予以一定程度的限制。不同国家对于这一问题的规制采用不同的立法模式,设置了多样化的限制条件,其蕴含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方法值得我国借鉴。当前研究文献主要是从外资对出版业的影响、针对具体国家介绍文化产业政策等角度阐述出版业外资准入问题,少有专门针对域外立法模式和限制条件的阐述。本文将从立法模式和立法规定的具体限制条件两个方面,总结有关国家在出版业外资准入方面的立法经验,以求对我国相关外资立法的完善有所助益。
1 域外出版业外资准入的立法模式
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形,出版业外资准入的立法模式主要体现为三种类型:没有专门性规定而适用一般外资准入规则;适用有關文化产业专门的个案审查规则;通过专门成文立法对具体的限制条件作出规定。
1.1 适用一般外资准入规则
一些国家尚没有专门针对出版业的外资准入予以特别规定,适用与其他行业相同的外资准入标准,如新西兰。其《2005年海外投资法》(Overseas Investment Act 2005)第13条规定,外国直接投资需要得到海外投资办公室(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 OIO)的许可[2]。这种将出版业外资准入与其他领域一视同仁的做法与这些国家所具有的良好自由市场竞争环境和高度发达的文化产业程度有关。
  1.2 适用数额或净收益标准的个案审查 
  一些国家对出版业外资准入采取个案审查的方式,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澳大利亚采取逐案审查(case by case approach)的方式,属于敏感行业的日报出版,投资比例达到5%及以上就需要获得事先许可[3]。而注重文化产业发展的加拿大,区分文化产业类投资与非文化产业类投资,加拿大遗产部(Department of Canadian Heritage)专门审查文化产业国际投资,遵循文化产业一般“净收益”审查标准,并针对文化产业内部具体行业投资采用不同的“净收益”规则。具体行业的“净收益”规则是附加的,即在满足文化产业领域一般的“净收益”规则以外,在特定情形内还需满足具体领域的“净收益”规则,充分考虑行业特性、本国文化特色和产业互动。
加拿大遗产部网站上详细列出了文化类投资需要考虑的“净收益”规则,主要有四项:(1)促进加拿大内容的传播,投资应当促进那些反映加拿大传统的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分配、流通和保存。(2)加强文化参与,该投资应当注重培养和雇用本土人才,推动本土公司高管自治的企业氛围,为员工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密切与本土公司或研究机构的合作,特别是通过技术知识、电子商务、培训实习等方式加强本土基础设施建设。(3)活跃公众参与,为文化培训机构、研习活动、计划项目等提供慈善捐助或实物礼品,以优化本土市民生活。适当时候,加拿大遗产部會要求投资者提供关于某一项目的报告,投资者应当用文字和统计数据来说明某本土制造产品相比外国制造产品的不足之处等。(4)加强本土人民之间的联系,通过分配与流通反映本土文化的产品、赞助文化活动及项目,充分展现加拿大人民的智慧,加强本土人民之间的联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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