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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清明》创作时间考辨

  摘要:关于黄庭坚名作《清明》的系年,各家说法有异,却无明确考证。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1.作于熙宁元年黄庭坚赴任前返乡时期;2.作于黄庭坚被贬宜州时期。通过对比分析两个时期内诗人的交游活动、思想状况和诗学创作,可知第一种观点更为可靠。
关键词:黄庭坚;《清明》;创作时间
黄庭坚的七律《清明》凭借奇崛巧妙的对比与别出心裁的用典,堪称山谷诗中的佳作,然而该诗的创作时间至今仍存争议。
1987年版的《宋诗鉴赏辞典》中,吴调公先生赏文认为黄庭坚于被贬宜州后,“寄居在城头一座戍楼的破败房子中”,作《清明》一诗“期之以旷达,大有万事成尘之想”[1]。而杨惠芷、李婕的论文《也无风雨也无晴》则认为《清明》一诗成于作者晚年时期,并据创作时间再探本诗主旨。任渊等注的《山谷诗集注》中,此诗系于熙宁元年戊申之下,并言“是岁山谷赴叶县尉,九月到汝州”[2]。2015版的《宋诗鉴赏辞典》中,此诗改录刘竞飞赏文,文初便明确任渊注本观点。郑晓勇编著的《黄庭坚年谱新编》亦将此诗收录于熙宁元年,未作注释。黄宝华先生所撰《黄庭坚诗词文选评》中认为,《清明》作于熙宁元年,“流露出庄禅化的思想倾向,由此见出他很早就确立了人生哲学中持节与超旷相交融的基调”[3]。杨庆存先生在《黄庭坚与宋代文化》中,将《清明》视为黄庭坚早年超然出世之作。莫砺锋先生则通过《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一文提出该律诗乃其三十岁以前所作。
综上,学术界对此诗的创作时期显然更多偏向山谷早年。本文亦力主此诗乃黄庭坚于熙宁元年,即公元1068年清明时节所作,笔者爬梳相关材料,对比分析两个时期具体情况,初步归其因于三个方面:交游活动、思想状况和诗学创作。
一、交游活动
先谈第二种观点,《清明》一诗作于黄庭坚贬谪宜州期间。据《黄庭坚年谱新编》可知,黄庭坚于崇宁二年(1103年)因《承天院塔记》被诬告,十二月十九日出发赶赴宜州,途经潭州、衡州、永州、全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年)农历五月十八抵达宜州,然而崇宁三年的清明乃农历五月十二,故非此年之作。黄庭坚到达宜州后,遭到当地官员刁难,所幸崇宁四年(1105年)三月十五,山谷崇拜者范廖从成都赶来,伴其左右直至去世。山谷此年作有《乙丑家乘》,五月前十九天都有记录,只缺初六那天,而由初七“自此宿南楼,范信中从之”可推知初六或为搬迁之日。崇宁四年的清明乃五月十一,山谷在五月的日记中并未提到有关清明的任何活动,故山谷于此年作《清明》的说法无从查证。况且自范廖投山谷后,五月十五欧阳佃夫从柳州到宜州,山谷的交游活动日益增多。此时山谷的作品几乎都与同友人的交往游历有关——答信如《答李几仲书》,赠别如《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和诗如《和范信中寓居崇宁还雨二首》,又有宴集作《南乡子》,若《清明》作于此时期则不免显得突兀。
再论第一种观点,《清明》一诗作于黄庭坚中举后赴叶县上任前的返乡省亲时期。据《黃庭坚年谱新编》可知,山谷于治平四年(1067年)春中举,返乡途中作三首律诗:《初望淮山》、《新息渡淮》、《光山道中》。其中,诗句“紫燕黄鹂已夏深”表明创作时间乃当年夏季,显然清明已过,而且山谷在熙宁元年(1068年)九月才到汝州,由此推知此诗确有可能作于次年五月十二的清明。另外,清明是祭扫祖先的佳节,此时黄庭坚正处返乡时期,比起之前观点中的身处异乡,祭扫之事相对显得更为合理。同年,七律《何造诚……故作浩然词二章赠之》其二有云:“万物浮沉共我家,清明心水遍河沙。吴钩狂象听人语,露地白牛看月斜。小雨呼儿艺桃李,疏帘帷客转琵琶。尘尘三昧开门户,不用丹田养素霞。”此诗提及“清明”,而“小雨呼儿艺桃李”又与《清明》中的“桃李笑”“雨足娇原草木柔”遥相呼应,时节相合,气候相合,故依日常惯例而言,笔者此番推测虽是主观臆断,但也不可全盘否定。
二、思想状况
《清明》一诗蕴含着作者一定时期的性情与思想,通过比对山谷早年和晚年的思想状况,可大致推断出该诗创作的所适阶段。《清明》的首联和颔联皆是描绘天地间的自然景象及其带给人的主观感受。颈联的两句用典看似与上篇断裂,实际却与清明祭奠场景相通,且又将“人乞祭余”和“士甘焚死”进行对比,讽刺靠乞食而作威作福的无耻之徒,颂扬拒绝高官厚禄抱树而死的贤者。尾联直发议论,“用一种类似于虚无主义的论调”[4]作结。然而,吴调公认为山谷作诗之意在于批判趋炎附势的新党,赞美不改操守的苏轼、秦观等人,“更主要的是对当时小人当道、政治黑暗的愤慨”[5]。这种解读依据文本本身来看有一定道理,但与黄庭坚晚年思想有出入,据此笔者将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谈。
《清明》一诗通过典故含蓄地表达出黄庭坚不愿曲节致仕而有意归隐的思想,虽然各家对尾联所持观点莫衷一是,但其毋庸置疑抒发了山谷对人生的思考。以此比照山谷晚年被贬宜州之作《虞美人》,这首词是崇宁三年冬或四年春时山谷赏梅感怀而成,末句“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慨叹少年豪情在十年贬谪中消磨散尽,山谷在此抒发的多是绵邈深沉的愁绪,而非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亦没有归隐之意。此外,同时期的山谷作品《寄黄龙清老三首》中“清愁忽遣化人来”,《青玉案》中“忆我当年醉诗句,渡水穿云心已许”,《予去岁…戏成一绝》中“落花飞絮转愁人”,《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中“搅枯肠”,《信中远来…》中“何如浮大白,一举醉陶陶”,《和范信…》中“遣闷闷不离眼前,避愁愁已知人处”“且作五里公超雾”,《乞钟乳于曾公衮》中“刀圭勿妄传,此物非碌碌”,《南乡子》中“万事尽随风雨去”“白发簪花不解愁”。这些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山谷诗的抒情趋向:从日常愁绪中寻求超脱。山谷晚年诗歌内容儒释道三家交汇,思想更为圆融,心境更为平静,处事态度也更为敦厚沉稳。山谷“随着佛教大乘精神与‘不二’思想的熏习”[6],不再执着于做官还是归隐的选择,转而以任运自放的禅风化解内心积蓄的愁情,因此《清明》诗中所蕴含的归隐倾向与黄庭坚晚年的思想内容不合。另外,吴调公认为山谷将讽刺新党的愤激寓于诗中,甚至直抒对当时小人当道、政治黑暗的愤世嫉俗之情,这显然也异于黄庭坚晚年的圆融老成之心。历经乌台诗案、修史罹祸以及因《承天院塔记》被诬,山谷出于畏祸心理,断然不会再有如此激进之作。综合以上几点,笔者认为此诗与山谷晚年作品所传达出的思想内容存有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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