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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恩怨观与令狐冲形象的塑造

   摘要:令狐冲是一个江湖剑侠,而江湖是一个恩怨交织的地方,所以身在其间的令狐冲,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理恩情与仇恨的问题。唐代的游侠风气盛行,这种风气在唐诗中也有深刻而全面的反映,同样,游侠在生活中,也要面对恩怨情仇的问题。如果将令狐冲置于唐诗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就会发现二者在恩怨观上的承接性。 

  关键词:道义;报仇;报恩;文化传承
江湖是武侠小说的道场,是恩怨纠缠不休,人性尽显善恶的舞台。令狐冲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江湖之中,难以逃脱恩怨情仇的纠缠。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人就是江湖,因此,只要是在天地间生存,就必然不可避免种种人际关系的缠绕。既然世网严密,江湖水深,恩怨難消,那么如何对待这个现实,就成为一个江湖士人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令狐冲选择的是随缘而之,无所计较,所以在他的江湖里,恩怨是洒脱而任性的。
令狐冲所生活的江湖,在唐诗中也有真实而形象地描述。虽然一为历史的现实与诗歌的帝国,一为现代侠义的精神避难所,但是二者在实质上是具有同一性的。抛却时空的差异,透析艺术与现实的渊源,越过纷乱的表象,就会发现,原来对于唐诗和《笑傲江湖》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一套道具而已,而人性依然在熠熠生辉,在诗歌里吟唱,在江湖里纵横。
唐诗中的游侠与令狐冲在面对江湖,尤其是面对恩仇时,二者的态度在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同时,也会有所差异。
一、仗剑行江湖,道义铭心头
对于江湖游侠来讲,无论是报恩还是复仇,都得具备精湛的武艺,过人的胆识与机智的头脑。唐诗中,亦不乏对剑术的描绘,对剑客的歆慕,对古代刺客的评判,其间皆寄托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豪壮之情。李白就很喜欢剑术,曾自诩少时即学剑术,并且其诗歌里每每会出现剑字,如《少年行二首》其一、《独漉篇》 、《临江王节士歌》、《送羽林陶将军》等,由此可见“剑”在李白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唐代的其他诗人,也常常会在诗歌里歌咏剑与剑术,像杜甫就有著名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而且王维、李贺、元稹、白居易等著名诗人,无一不曾表达过对剑的深切迷恋之情。可以说,在唐代存在着以剑为精神图腾的现象,他们每每以剑自励,以剑互赠,以剑颂叹友人。
很显然,剑在唐诗中,绝不仅仅是作为写诗的素材而存在的,而是被赋予了生命,被视为侠义的化身,功业的象征,情感的归宿与梦想的寄托。李咸用《剑喻》一诗即是如此,此诗蕴含着一股悲壮之气,“秋水寒”既是为剑的出场设置了一种庄严氛围,又是暗指荆卿的易水之别,终不回顾,这才是至刚至美之浩然风神。剑不仅具有倚天之利,还具有睿智的灵性,也会择主而适,绝不肯屈身丧节。故此诗写出了剑的灵魂,道出了剑的精义。
同样,在《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一生都与剑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从小被岳不群夫妇收养,生长在华山之上,被当作华山派的继承者来培养,因此得以精习华山派剑术。在华山思过崖面壁之际,又偶遇华山剑宗高人风清扬,得其传授“独孤九剑”,一跃而成为剑术名家,在华山派雨夜受袭之时,挫败左冷禅的阴谋,使得华山派得以保存。当在凉亭与向问天萍水相逢,同战正邪两道高手之时,也是凭着其剑术过人,才使二人逃出生天。随后,与向问天至梅庄比剑,一一战胜四位庄主,从而使营救任我行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福建救护恒山派之时,也是依仗其高明的剑法。少林论剑之时,使得武当掌门弃剑认输。整部《笑傲江湖》都在写以“剑”为中心的江湖,而作为主人公的令狐冲,更是处处与剑相融,几于“人剑合一”之境,无处不剑,无物不剑。剑是唐代游侠诗的眼目,也是江湖侠士们替天行道,惩恶扬善的利器。在唐诗中,剑的踪影无处不在。通过“剑”的意象,可以发现令狐冲对唐诗侠义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二、报仇不畏难,杀人谈笑间
江湖侠客一样要面对纷繁的人际关系,而在纷繁的人际关系中,侠客最看重的便是报恩。在另一方面,由于固有道义精神的激励,侠客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视为自己的天职。而无论报恩还是行侠仗义,有时都会不约而同的指向“报仇”这一人类生活永远的主题。唐人充满对游侠生活的向往,对游侠精神的颂扬,因此唐诗中从来不缺少对杀人场面的描写。这种描写甚至还带有一点肆无忌惮的味道,一丝矜伐耀能的张狂,以及一种赞叹欣赏的心理,所以唐诗里的杀人场景写得很生动,很自然,并且流露出无形的美感。李白《白马篇》和《结客少年场行》两诗中对杀人前后的描写极为细腻。杀人仅凭胆力和技艺是不行的,还要具备聪敏机智的头脑,还要有审时夺势,把握合理时机的明辨之心。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一诗中首句重笔写出“少年”正是因为“知机”,所以才能功成而退,刻画出一个胆力出众,武艺精湛,睿智深沉,权衡知变的翩翩少年形象。
唐诗中对杀人场面不乏浓墨重彩的描写,并且很多时候杀人是与报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据《汉书·酷吏列传·尹赏》记载:“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墓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其三十四一诗就化用这一史实,刻画了一个“少年”的人生经历。诗中主人公因为一时意气杀人,致使其一生的轨迹都因此而改变,但其并未有多少悔恨之意,反以年轻时的豪气为荣,可见报仇杀人的行为在当时是被社会所认同的。相比之下,张籍《少年行》一诗充满青春昂扬的憧憬之情,诗中的“少年”还未脱稚嫩之气。他的生活全然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身居禁中,耀武扬威;武艺高强,君王垂青;走马斗鸡,黑夜杀人;抚刀自宝,拥技高醉;匹马入敌阵,斩杀敌酋;功高当世,轻易封侯,视百战蔑如焉。这显然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少年”对未来的幻想,将功名看作是唾手可得之物,将报仇当作炫耀的资本,实是轻狂无知。而陈诗明显蕴藉了岁月的沧桑,报仇只是作为追忆往事的背景而已。
一个是青春扬狂的“少年”,一个是历尽风霜的老兵,两人的差异很大,但在对待“报仇”这个问题时,都将其当作人生的一个重要事件,且有以此为矜夸之举。事实上,唐诗中对“报仇”的描述,大都带有一种这样的羡艳之情。如王昌龄《杂兴》和沈彬《结客少年场行》等诗中就流露出这样的情结。唐诗里的剑客们,肩扛三尺龙泉,横行天下,以侠义自命,为人解纷,除强助弱,在诗歌里完成了历史的梦想,实现了裂土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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