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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场域下的多重个体言说

  摘 要:蒋晓云以台湾外省人题材重回文坛,但叙说立场与眷村文学不同,外省人内部的分化昭示出反抗压迫性话语的大语境之下历史诠释的分化。同样是个人、女性的视角重叙历史,蒋晓云多关注与政治无关致力生存的素人,在日常生活细节中演绎俗人的复杂人性。蒋晓云从自身身世写起,下笔却能退至更远处观照不同地域族群的华人,大视野也为历史反思提供了好的借鉴。 

  关键词:个体;素人;人性;历史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5-0100-05
上个世纪70年代,蒋晓云即在台湾文坛崭露头角。1976年起凭借《掉伞天》《乐山行》《姻缘路》,三获“联合报文学奖”,夏志清称赞其“不止是天才,简直可说是写小说的全才”。但这一众所期待的“又一张爱玲”,却于1980年赴美转投高科技行业,自此绝迹文坛。直至30年后,蒋晓云以长篇小说《桃花井》复出,后又创作“民国素人志”系列,在大陆也以《百年好合》与《四季红》为名出版。蒋晓云身为第二代外省女作家,以“外省”及相关题材重入文坛。她与其他外省第二代作家一样有感于父辈的身世之殇,从个体、女性的角度将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眷村外的外省人及其他离散世界各地的难民推到台前,又用她的素人视角在已硕果累累的外省文学领域开辟出自己的风格。
一、个体:历史真实的多样与分化
蒋晓云重返文坛之时,眷村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等已经在岛内外掀起一股眷村风潮,诸多二代外省人以多种方式回溯父辈历史。蒋晓云虽不是眷村人,但身为外省人亦是以父辈故事作为复出后小说创作的主要选材。
外省第二代作家回溯父辈历史时,一个共同点是多放弃了宏大叙事,采用了“个体”视角。这首先是小说的一种架构方式,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正面叙述历史大事件,而是从家族或者个人经历这一个小点去透视整个时代。当然,这种小说架构背后是作家的历史态度,比之政治、国家、民族等等大概念,这些作家更倾向于用人道主义精神关注、重现淹没在历史书中的每一个“个体”,揭开他们隐藏在某个数字或名词背后的个人经历。毕竟战争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时间送给蒋晓云这一代作家足够的观察距离;毕竟已经远离了战争的“现场”,国家民族等大的价值观念不若战争年代那么急迫逼人,个体的价值在散去的战火硝烟中再次被肯定,小说转而关注被宏大叙事长期遮蔽的个体命运。由此,家族小说大盛,骆以军的《月球姓氏》、郝誉翔的《逆旅》、陈玉慧的《海神家族》等都是此类小说。苏伟贞的《离开同方》、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等眷村小说也是家族小说的一种变型。眷村里的人虽然无血缘关系,但特殊年代的生死与共,致使“眷村的生活,变成一种颜色,一段曲调,一股气味,永远留在生命的某一处了”①,也就具有了“家”的意义。蒋晓云的《桃花井》与“民国素人志”系列同样选择了讲述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的故事,细数杨敬远、李谨洲、金兰熹、尚淑英等在历史动荡中挣扎求生的艰辛苦痛。
大量外省题材小说的出现,与外省人的弱势地位也有莫大关系。1980年代之后,台湾本土势力崛起,尤其是李登辉上台之后,恶意撕裂族群以谋取政治利益,以致岛内的本省人将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不满迁移至整个外省人身上,“外省”一时成为负面词,被本省人排斥甚至敌视,不被认同的处境十分艰难。关注弱势群体,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杜甫写“三吏”“三别”,鲁迅写闰土、祥林嫂,包括台湾当代文坛的乡土小说、女性文学等等,莫不如此。眷村文学的兴起也正是在族群冲突的背景之下,眷村作家意欲重叙被掩盖甚或扭曲的眷村人的真实遭际,为父正名,也重塑自我。在为小人物发声这一点上,蒋晓云与朱天心等眷村出身的作家并无二致。蒋晓云自言写《桃花井》是因为王伟忠等人将“眷村”运作成功,致使外界将台湾外省人等同于眷村人,她要为眷村外的外省人代言。②蒋晓云要做“补齐历史拼图”的工作,之后创作的“民国素人志”系列,仍然选的是与父母一般的“纯难民”。
蒋晓云不喜“被代表”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在蒋晓云的自我解读中,为被遮蔽的弱势群体发声的同时,有意或无意间将眷村内外的外省人放在了对立的二元结构中。在《都是因为王伟忠》里,蒋晓云形容眷村生活用的词是“简单而笃定”,而她周围的大人们则相反,是“复杂又彷徨”。有意思的是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描述眷村生活时用的是“焦躁、不安”二词,在她笔下“笃定怡然”的是本省家庭。眷村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参照物下获得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评价。再看朱天心对蒋晓云、平路等出身“公教”系统的外省人生活的认识:在出身“军”系统的外省人看来,他们日子是比较好过的,与军队不同,“文官是可以携眷的,……他们待遇比较好,跟台湾人没有隔绝,……也比较生财有道”。③从这些相互矛盾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虽然同为外省人,但彼此之间的自我认知与他者想象还是存在落差。
台湾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眷村内外的每个家庭、每个个体都在相同的时代动荡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不可取代的生命体验。蒋晓云的小说与眷村小说都是在做“补齐历史拼图”的工作,然而外省作家内部的分化,也昭示出反抗压迫性话语的大语境之下,历史诠释的分化。历史本无“真实”可言,書写立场的多元,造就了诠释的多样与分化。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不仅是对于史实的再现,还是历史学家的想象性建构,“在先于对历史领域进行正式分析的诗意行为中,史学家既创造了他的分析对象,也预先确定了他将对此进行解释的概念策略的形式。”④小说家对于“历史”的重塑亦是如此。在蒋晓云与眷村交集较多的1970年代,族群矛盾还未爆发,有军队作为依托的眷村不仅在蒋晓云这样的老百姓看来是神秘的、简单的、笃定的,眷村人自己确实也还坚信“反攻复国”,没有身份危机,这在早期的眷村小说中能够寻到踪迹。只是时移世易,眷村早已非如此,宁静平和的“致远新村”已经异化为癫狂混乱的“同方新村”⑤,原本潜藏着的身份之殇在都市改造与族群矛盾的冲击中彻底爆发。但显然蒋晓云的关注点并不在眷村的“弱”上,她仍然保留了年少时对眷村的印象与看法,她看到的是现下眷村的“热”,并以此作为参照物,来观照眷村外外省人的“弱”。就像朱天心在“反击”时,也是强调了蒋晓云这样的家庭无金钱方面的困扰,蒋晓云自己也承认他们家及周围的朋友属于现在所谓的“中产”阶层,而眷村虽受惠于军队,物质方面并不富足,很多眷村家庭的生活十分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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