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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反抗·间离

   摘 要:张大春的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兼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呈现出传奇与反传奇双重色彩。小说以完全不会武功的读书人视角,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关于隐遁和逃亡、写作的意义与局限等问题的思考。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后设叙事,则使小说中以第三人称视角叙述的内容成为可疑的虚拟文本。 

  关键词:张大春;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第一人称叙述者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5-0105-05
张大春近60万字的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于1999-2000年间在台湾面世,其简体字版也于2011年在内地出版。正如塞万提斯的骑士小说《堂吉诃德》、艾柯的侦探小说《玫瑰之名》,它们在某种通俗文学类型的伪装下,颠覆了传统的写作范式,丰富了小说艺术的可能性,《城邦暴力团》以传统武侠小说之名,行卡尔维诺“百科全书式”①写作之实。张大春自言:“小说家毕集雄辩、低吟、谵语、谎言于一炉而冶之,使所谓的故事如迷宫,如丛林,如万花筒,如一部‘开放式的百科全书’。”②在这部长篇巨制中,张大春以小说造史的方式,旁涉历史与现实、写作与阅读、知识与记忆等诸多现代议题。
《城邦暴力团》讲述的故事始于隐居台湾的漕帮老大万砚方在“竹林七闲”月圆之夜的聚会中离奇被杀,其他六位老人神秘失踪。读书人“张大春”于机缘巧合中卷入这桩牵涉黑白两道的传奇事件,一步步揭开中华民族的百年秘史。这部兼有传奇与反传奇双重色彩的小说既有对武侠传统的模仿和发展,又是对它的反叛和解构,有着鲜明的后现代因素。小说兼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前半部分以全知视角为主,后半部分则倾向于第一人称叙事。笔者试图分析《城邦暴力团》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形象与功能,进而探讨这部武侠小说蕴含的后现代因素。
一、“我”的隐遁和逃亡之途
张大春在小说的题献中自言《城邦暴力团》是一个关于隐遁、逃亡、藏匿、流离的故事。小说讲述了几代人的逃亡故事:以“竹林七闲”等为代表的祖辈,以张哲京、陈秀美、彭子越/岳子鹏等为代表的父辈,以张大春、孙小六、红莲等为代表的子辈,均有着各自不同的隐遁与逃亡故事。他们的命运和际遇,又以1949年搬迁来台的一代人的历史大逃亡为背景。《城邦暴力团》中的隐遁、逃亡、藏匿、流离故事中,既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隐”的传统,也喻示着现代人对主流社会价值的游离与反叛。
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形象,集中体现了张大春对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的思考。张大春自言:“我是一辈子不会写回忆录和自传的,所以我得把自己的故事,不管是我真实经历的还是我想象中的,搜索枯肠也找不到缘由的故事放在一本虚构的书里,就是这部书。”③《城邦暴力团》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直接挪用了作家本人的真实姓名、外省第二代的身份、眷村成长背景,乃至写书、出书、成名、客串电影等现实经历。当然,虚构人物张大春不等于现实作家张大春,前者杂糅了诸多想象和虚拟,自由出入江湖,成为连接并打通江湖世界与现实人生的重要人物,亦是武侠小说中别具一格的知识分子形象。
小说的《楔子》以第一人称开篇,既交代了“我”卷入江湖奇案的契机,又阐释了作为现代人的“我”对逃与隐的理解与追求。“或许是出于一种隐秘的逃脱意识,我在念大学的时代每逢寒暑假都不爱回家……像只老鼠一樣地活动”,那是“一种真正的、彻底的、离群索居的日子。”(P1-2)④在张大春看来,现代人最佳的隐遁和逃亡之途是读书,而且是非功利目的的读书,不是为了学业成绩,甚至也不是为了追求知识与探索真理,而只是为了进入一个现实以外的陌生世界。因为,那些书本里的世界才是现实生活中那种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的沮丧感唯一的救赎。“我”养成了“接驳式阅读”的习惯:每本书都不看结尾,即时转入下一本书的开头,以避免从正在阅读的书中得到一个结论,形成某种定见。如此一来,“我”逛书店的目的只是因为“那里有更广大、更复杂、更能够容纳我逃脱、躲藏以至于产生消失之感的角落。”(P6-7)不只是“我”,集众多能人高手之绝技于一身、相当于传统武侠小说男主角的孙小六,怀揣一身本领,最大的人生目标或者说惟一的想法就是逃与隐。
作为眷村邻居的张大春和孙小六,一文一武,一主动一被动,二者的追求共同折射出现代人关于逃亡、隐遁、藏匿、流离的生命体验。孙小六擅长的绝技中,最让读者印象深刻的大概是遁甲阵。孙小六在和“我”躲避情治单位特务追捕时,在青年公园摆出此阵,“我是如此如此地享受着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体验到的自由,一种前所未有的逃脱、前所未有的解放、百分之百的躲藏。……整个世界居然对你视而不见,爱你的人恨你的人知道你的人漠视你的人想念你的人讨厌你的人总之对你视而不见。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个境界!”(P322)张大春在一次采访中直言:“我从来不认为逃是负面的东西,中国的思想史最早推崇逃的是巢父和许由,《庄子》和《史记》里面推崇逃的也完全是正面的,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所有不容我去思考的公共价值的意识。”⑤在张大春这里,逃脱、躲藏是和自由、解放并置的概念,整个世界的“视而不见”意味着“我”得以避开现实权力/知识的奴役,摆脱主流价值/标准的桎梏,成为真正独立自在的主体。
藉由第一人称叙述者形象,张大春表达了关于逃与隐之现代内涵的另一种理解,即把逃脱意识与好奇心及探险意识联系起来。“如果我没那么好奇,没那么爱发问,没那么想介入一种原来不属于我的生活”,“我”不至于被卷入这桩江湖奇案中,由此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正是“那份带有强烈逃脱意识的好奇心”,使得“我”在高阳遗物的引领下进入了鲜为人知的江湖世界。进入之后的经历虽然充满了危险、惊惧,“我”却也因之获得了更为丰富的体验和认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思机会。或者说,读书人“我”正是在进入江湖之后,才得以经历种种奇遇、磨难,窥见秩序与禁制的奥秘,并享受到反抗禁制的乐趣,实现自我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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