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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

  [摘要]共产主义信仰是毛泽东的终生信仰。对于毛泽东树立这一信仰的确切时间,学术界尚无完全一致的结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1920年12月1日他写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件是一个重要标志。如今重温此信,仍有助于探知毛泽东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毛泽东;蔡和森;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社会愿景,也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和梦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如何确立的呢?他又是怎样去实践的呢?可以从他1920年12月1日写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推知一二。①
蔡和森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结交的挚友。因志趣相投,两人常如影相随,或求真问道,或强身健体,并共同开展了诸如创建新民学会、筹备赴法勤工俭学等进步活动,在湖南一般先进青年中颇具盛名和影响。其师杨昌济生前对他们寄予厚望,曾郑重向章士钊推荐说:“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1919年底,为探求救国救民真理,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留法期间,其思想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于是在1920年他多次致信毛泽东,提出要在国内研究社会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共产党的主张,建议毛泽东“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收到信后的毛泽东,对其意见表示“深切赞同”,连忙写了这封回信,并在信中首次明确指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这表明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然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在他后来与斯诺的谈话中也得到了印证。他说:“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并表示自己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当蔡和森向他提出上述主张时,他从思想上心理上都能立马接受、产生共鸣,甚至付诸行动。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信仰共产主义。而毛泽东是在不断地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才找到了它。
毛泽东成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家庭里,从小就耳闻目睹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底层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强烈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和爱国意识促使其很早树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致力“改造中国与世界”,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一开始,毛泽东和当时许多的进步青年一样,怀揣着朴素的救国救民情怀和理想,历经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大杂烩的重重考验。曾设想过要建立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相结合的理想“新村”和“工读同志会”、“工读互助团”、“自修大学”等半工半读的组织,想要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原则,过起共产的生活。然而,当时中国的残酷现实是:在社会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之前,任何新生活的试验都是无法实现的。随着“新村”的昙花一现以及“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毛泽东不得不对现实作进一步的反思。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感慨地说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同日又在给罗章龙的信中强调“主义”对于斢换中国坏空气的重要性,指出“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而此时“来自北冰洋岸俄罗斯的一只新文化小花”已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这一年上半年,他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李大钊、陈独秀有了密切接触,基本上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在11月间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所以,以上所指“道路”即后来走的俄国式革命道路,所提“主义”即后来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于是在12月1日给蔡和森的这封信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并且从四个层面论证了非取俄国式这一“变计”不可。
第一个层面,他分析指出在当时的世界资本家掌握着话语权、教育权,所有的议会、军队、警察、银行等都是为服务资产阶级而设。“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第二个层面,基于对人类心理和历史的考察,他认为要资本家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人心要改变,需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量抗衡。另一方面,“人类生活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人心不知足,常得陇望蜀。小资本家也會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又会想做更大的资本家。他们是不肯放手既得利益的。更何况事实已经证明,“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肯自己收场的”。第三个层面,要考虑革命的时效性和现实性。“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到共产,要何日才能成功?”第四个层面,他认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等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所以,用和平的方法去改造中国与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的,唯有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方向和道路明确之后,紧接着的是方法问题。首先需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毛泽东在信中非常赞成蔡和森提出的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因为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是推动国家改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核心力量。其次要“联络同志”、“多找同志”。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新民学会的每一个会员“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个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同时,要实现中国和世界的根本改造,毛泽东认为还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和普世性的爱心。他在信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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