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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下的新市场机制探析

  摘要 环境产权化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演绎出的碳市场被奉为解决碳排放“负外部性”的有效手段。《京都议定书》开创了“自上而下”模式的国际碳市场,但因未充分尊重缔约方自主和平等参与而成为一个封闭的“碳交易俱乐部”。京都机制的实践不足与碳市场的理论争议引发《巴黎协定》碳市场存废之争。《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由“强制约束”向“自觉责任”的转向。基于新履约模式,缔约方形成四种新市场机制方案:基线与信用及碳交易机制、基线与信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机制以及国际碳交易机制。为保障有效减缓并兼顾自主与平等参与,《巴黎协定》建立了“自上而下”基线与信用机制,但采取了与京都机制“项目”基線不同的“部门”基线。新市场机制对信用交易不再特殊限定,尊重缔约方参与和适用的自愿性;且以“部门”的总量约束为准入门槛对所有缔约方统一要求,体现出平等参与的特点;减排单位中植入可持续发展标准从而对新机制实施的总体效益予以“硬约束”。新机制将促进部门内的减排单位统一,为国际碳市场奠定规则基础。但其市场淡化与可持续发展植入亦将影响国家及区域碳市场异质化发展,不利于国际碳市场构建,其背弃配额交易,独采信用交易亦会抑制碳货币形成。中国建立国家碳市场旨在促进能源市场化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将有利于中国履行“碳强度”和“非化石能源比重”的自主承诺,还将扭转经济增长对高碳排放的依赖,为未来中国履行强制减排责任奠定基础。 

  关键词 巴黎协定;自主贡献;碳市场;自上而下
中图分类号 D996.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09-0112-08DOI:10.12062/cpre.20170439
碳市场(Carbon Market),又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拟制的“碳排放权”的交易,优化减排资源,实现低成本减排。碳市场通常包括配额交易机制和信用交易机制,前者即是碳排放权在市场上的直接交易,后者又称基线与信用机制或抵消机制,指一方实施的减缓活动产生的基线外的减排量经核证后用于抵消他方的量化减排义务。碳市场源于环境产权化理论与主张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京都议定书》最早创建了国际碳市场,影响和发展了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UETS)、美国“地区间温室气体动议”等区域和国家碳市场的典范。然而,碳市场之质疑与批判自其诞生之日起未曾停息。2015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以“国家自主贡献”取代“强制+自愿”的二元履约模式。基于新履约模式,缔约方提出四种新市场机制方案。《巴黎协定》何以最终采用“自上而下”的“部门”基线与信用机制?相比京都机制,新机制的模式转变有何异同?新机制是否催生全球碳市场的形成,其对国家和区域碳市场发展的影响和意义值得分析。于中国而言,排放大国身份与经济转型压力使中国需要思考能否借助碳市场促进有力的减缓行动。
1 碳市场机制的缘起与论争
《京都议定书》开创了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碳市场,促进了国家和区域的碳市场机制实践。伴随着碳市场机制的诞生,其理论争议与实践不足导致质疑和反对之多,但仍未消除国际气候谈判中建立国际碳市场的主流与底色。
1.1 碳市场机制的缘起
碳市场在理论上源于“环境产权化”的论述,基于“产权的功能在于引导人们实现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1]这一原理,通过大气容量产权化,被认为有助于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碳排放权,作为碳市场的核心,即是环境产权化的理论叙述。通过拟制碳排放权,进而建立自由交易的碳市场,优化减排成本,是“科斯定理”在环境治理上的阐释。此外,上世纪80年代,工业国家应对环境危机的大讨论中,试图引导生态与经济的关系由“对立”转变为“并立”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以“市场机制”代替“命令-控制”机制应对环境问题[2],成为碳市场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国际层面,以配额交易和项目交易为内容的“京都三机制”是环境产权化首次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下应用的成果,包括国际碳交易、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约机制。受《京都议定书》的“强制+自愿”二元履约模式的影响,京都机制呈半封闭形态,三机制中,唯有清洁发展机制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因而,《京都议定书》毋宁是建立了发达国家的“碳交易俱乐部”。
国际碳交易通过“分配数量单位”(AAU)这一碳排放权的拟制,在承担量化减排义务的缔约方间交易,是京都机制中最能表现气候资源市场化的机制。然而,随着美国、加拿大的退约行为,国际碳交易机制便已基本宣告失败。这表明,在全球环境协议上,“技术理性”与“共识契约”恰似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际碳市场仍需在“共识契约”的前提下展开。联合履约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允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抵消其减排承诺,是在强制减排义务之外,为发达国家低成本减排提供了灵活方式,体现了“技术解”与“契约解”的平衡[3]。后京都时代,国际碳交易机制式微,清洁发展机制及联合履约机制活跃,清洁发展机制实质上发挥了明确全球碳价格信号的作用[4]。这一实践发展更印证了“技术理性”与“共识契约”的结合是国际碳市场有效运行的关键所在。京都机制影响了区域碳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后京都时代,一些区域和国家陆续建立碳市场,或采配额交易,或采项目交易,或两者兼有,形成了区域和国家碳市场的“碎片化”现状。
1.2 碳市场机制存废之争
碳市场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理论质疑,且实践不足进一步引发碳市场的存废争议。一方面,碳市场减缓气候变化深受理论批判。其一,气候变化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非“气候资源”的市场缺位[5]。而且,气候变化的“多因”归结为碳排放的“一果”存在逻辑困局[6]。因而,以碳市场实现减缓气候变化并非“对症下药”。其二,“生态现代化”理论对市场应用于环境保护的肯定,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适应环境挑战并强化自身的战略[7],而受这一理论影响和发展的碳市场更是被讥讽为“皇帝的新衣”,是资本主义为其难以为继的合法性建立新的基础[8]。因此,碳市场同资本市场如出一辙,皆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产物,存在与资本市场同样的危机。其三,碳市场作为“技术理性”的产物将抑制气候治理的“价值理性”。自由交易掩盖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减排义务的实质[9],背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碳市场在实践中异化为排放主体的牟利工具,在国际层面,碳市场成为发达国家征服发展中国家的武器。另一方面,碳市场的实践与成效不尽如人意。首先,碳市场并未明显带来气候变化的减缓效果。缺乏碳市场与实质减排之间的直接证据[10],清洁发展机制(CDM)甚至导致排放增量而非碳减排[11],且CDM屡屡引发复杂的环境与生态问题,被发展中国家视为“碳殖民主义”[12]。其次,碳市场机制滋生欺诈与腐败。因监管不足和履约不力,碳市场滋生了新型欺诈行为,并为权力寻租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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